www.txchangan.com
        《长安》杂志 邮发代码: 2-299

怀柔汤河口法庭创建“三调联动”模式

 

 

“照片里是您家的伙墙(指两家共用的一堵墙)吗?”

“是,对方就是油儿,不了人(意为对方是不讲理的人)。”

明明也是普通话腔调,可在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汤河口法庭的立案大厅里,法官和当事人大妈的话,却让《法制日报》记者听得一头雾水。

在这个距北京城区110公里的远山区,方言俗语自成体系,可“90后”法官助理李苏用起这套方言交流却毫无障碍。李苏听懂了大妈的诉求没有马上办理立案,而是找来庭长陶杰。陶杰拨通纠纷发生地司法所的电话,对方马上回复:“我们尽快联系村里做做工作。”

陶杰说,汤河口法庭是全市管辖面积最大的法庭,多为深山区,可在他们这里,法庭与乡镇政府、各驻镇单位以及各级村组织都建立了密切的沟通机制,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“三调联动”成为常态化纠纷解决模式,充分凸显了不同主体在分类纠纷化解中的特殊作用,形成具有鲜明大山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模式。

“民俗+法律”速解纠纷

从怀柔宝山镇乘车1个多小时赶来的张大爷,拿着手机走进汤河口法庭,正好碰上陶杰。张大爷说:“你看,我后院那家弄的铁皮厕所紧贴着我家院墙,我要整修院墙,根本没法施工。让他挪,他比我还横,我要起诉他,让他排除妨碍。”

陶杰一看照片,确如张大爷所述,可张大爷只有一张照片,要让他写诉状、证据清单等,然后再等待送达、庭审、裁判送达等程序,不仅会让老人身心劳累、多次往返,整个流程下来怎么也要一两个月。

陶杰觉得,张大爷所在村民风淳朴,这样的事情还是找当地村组织先行过问比较好,于是拨通了宝山司法所所长刘佳斌的电话。对方听后,当即答应司法所立即和村里联系,先行调解,让张大爷先回村。

两天后,陶杰接到刘佳斌打来的电话,称已和村支书去实地看过,村支书现场协调后,对方同意近期就将厕所后撤半米。

一周后,刘佳斌给陶杰发来微信照片,铁皮厕所如约后撤。

“村组织真是给力。”在陶杰看来,这起纠纷能如此快的解决,靠的就是大家伙相互配合,还有淳朴的民风。

汤河口法庭是个典型的山区派出法庭,辖区人口多为留守老人、妇女和儿童,以家族方式集中居住。传统的家族邻里关系,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风民俗,部分村镇以此为基础制定了村规民约,涉及家庭、邻里等方方面面,得到山区群众的普遍认可。

“法庭通过乡镇人大代表进法庭、法官下乡、村民调员培训等方式,主动对接村委会、调委会,引导村级组织第一时间发现纠纷,第一时间处理纠纷。先行调解效果不佳时,法庭则会派员入村联动化解,通过用民俗讲道理,用法律讲后果,‘民俗+法律’相结合,实现山区村民纠纷的妥善化解。”陶杰说,这就是颇具怀柔大山特色的联调机制。

联动行政部门专业调解

“民俗+法律”化解邻里、继承等纠纷效果颇佳,可遇到打架伤人、交通事故、消费侵权等纠纷,就会显得专业性有些欠缺。

村民孙某因嫌邻居家盖房施工未打招呼,酒后脚踹打砸邻居家的盖房设施,双方拉扯不断,幸好被民警及时制止。事后,双方在派出所达成和解,承诺互不追究责任。谁知没多久,孙某就把邻居告到法庭,索赔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、医疗费等。法庭受理此案后,第一时间向村委会了解情况,可事发时村委会人员不在现场,具体细节难以准确描述。法官随即联系当地派出所,找到当时出警的办案民警,民警爽快地答应和法官一起再开展一次调解。

见到民警,孙某有点难为情。“当时是你酒后动粗才引起的矛盾,双方都动了手,也都受了伤,你们不是达成和解,互不追究了,怎么又反悔起诉了?”面对民警的问询,孙某吞吞吐吐地说回去再考虑考虑。第二天,孙某便撤了诉。

记者了解到,汤河口法庭所在地有多家驻镇行政部门,承担不同的社会管理职责,它们在各自领域具有法庭所不具备的专业背景和特殊作用。汤河口法庭通过党建联动、队建互动等方式,与驻镇各部门都建立了良好的纠纷联动化解机制。例如,遇到人身侵权类纠纷,联合医院、派出所等部门进行化解;遇排除妨害类纠纷,联合国土、城管等部门化解;遇合同类纠纷,则联合工商、质检等部门化解。其间,法庭与司法所之间的月度联席会议机制,与司法所、派出所等部门联合打造的“五元一点”纠纷处理机制等,都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工作方法,沿用多年。

在汤河口司法所做调解工作多年的孟祥岭,如今又担任起汤河口法庭驻庭人民调解员。他感触颇深地说:“有的案件当事人,发生矛盾先找司法所,可我们调解后还想听听法官怎么说。现在我们搬进了法庭,开展调解工作更有底气,我们的话也更有说服力了。”

借力乡镇政府深层化解

采访进行到一半,陶杰突然被招呼出去,许久才回来。原来,是一位村书记找他咨询。村里现在搞美丽乡村建设,涉及到腾退一些之前被村民们擅自占用的荒地,如何腾退、如何补偿,村里拿不准,想让法庭从法律上把把关。

村里遇到法律问题找法庭,在汤河口不是什么新鲜事。“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很多历史遗留问题,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审判角度处理,不仅成本很高,而且还容易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。”陶杰说,所以,只要收到涉及此类问题的案件,我们都会主动跟村里联络,通报信息、调查情况。久而久之,这种沟通变成了双向的,村镇政府遇到问题也会主动找我们咨询。

前不久,汤河口法庭立案大厅热闹了好一阵子。某村70余户村民来法庭要求立案,起因都是村里新农村建设的房屋质量问题。房子有问题,可开发商不仅拒绝担责,还以拖欠工程款为由反诉了村民。这一大拨案件如果走诉讼程序,无论审理结果如何,每起案件都免不了近10万元的鉴定费用,村民肯定难以承受,而且还容易引发连锁反应。

大体了解了双方诉求后,陶杰带着助理直接去了乡政府。不久后,由乡政府一把手牵头,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、村委会负责人、村民代表、承包方负责人以及法官等共同参加的协调会召开。经过反复协商,各方达成一致,由法庭代为选择一家询价公司,入户对村民房屋质量问题的赔偿数额进行询价,询价费用由乡政府承担。开发商则以询价结果为标准,相应扣减村民所欠建房尾款,一起剑拔弩张的群体性纠纷迎刃而解。

陶杰对记者说,近年来,涉区域、涉群体类案件出现高发态势,部分案件仅依靠法庭力量,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。因此,汤河口法庭在纠纷处理中,联合相关乡镇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联合办案,以政府为主导,统筹各方力量,整合各种资源。法庭一方面主动搭建多方协商化解平台,将纠纷化解纳入法治化轨道;另一方面加强对案件数据分析调研,发现案件背后隐藏的辖区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,再以司法建议的方式敦促相关部门堵住问题缺口。

据统计,得益于“三调联动”,汤河口法庭近几年每年诉前调解纠纷300余件,大量民生纠纷诉前得以圆满解决,群体访和矛盾激化案件的数量皆为零,具有大山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,正日益发挥其高效亲民的法治作用,让大山里的居民体会到法治温情。

 

继续阅读